为什么要读胡适？

　为什么要读胡适

　 去年应中国出版集团的邀请参与了“中国名师推荐书系——影响我高中时代的一本好书”（点评本）的编写，本丛书是以现当代文学史影响巨大的十位作家为推荐对象的。我选择了胡适。有感于国内还没有一本适合中学生阅读的胡适文选，我就决定自己动手来编一本。编写时，始觉工程之浩大。好在教完毕业班有一个长长的假期。近三个月的假期，读了数百万字的胡适作品及有关资料：《胡适文选》（共 12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共 10册

　胡颂平编著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重寻胡适历程》（美·余英时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讲， 从“文化”和“史”的角度来看，“现代中国”的序幕或便是胡适拉开的。1917 年发轫的新文化运动（胡适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现代中国”文化结构全面更新的肇始，在这场绚烂壮丽的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既是首举义旗、冲锋陷阵的急先锋，又是登坛点将、呼风唤雨的新领袖，事实上他已充当起现代中国文化重建的设计师和现代中国文化精神的杰出代表。他尝试开启一个学术文化的新时代，从而导致了那个时代全套的信仰、价值、观念、标准、规范、通则以及技术上的改变，同时在狭义的范围里他的具体研究成果则起了学术示范的作用。《新思潮的意义》《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这些文章无不高瞻远瞩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指明方向。海外学者余英时曾断定，胡适在中国文化学术坫坛的出现以及他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思想革命，可以与西洋文明史上把地球中心说转向太阳中心说的哥白尼的思想革命相提并论，他说这“并不算太夸张”。

　胡适留学归来，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化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但是政治的糜烂、政府的腐败已臻极致，胡适一颗医国救世的赤心开始激烈地跳动，时代已经不容许他在政治上再沉默了。胡适谈政治、办政论刊物的一个根本出发点是，尽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对国家、民族的休咎盛衰、对政治的清明秽浊不能袖手旁观，不能不闻不问，不能

　不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我们听一听这些至今还依然振聋发聩的声音吧：《政论家与政党》《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名教》《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我们走哪条路》《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这些都是胡适有关争取人权、立宪、民主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胡适文章立论的根本，是如何将古老的中国导向现代化。胡适与国民党的冲突是面对面，即不躲闪也不退让，这种方式颇不同于鲁迅的“壕堑战”，而是从壕堑里站出来，不，应该说胡适从来就没有走进壕堑过。早在 1923 年当北洋政府“取缔新思想”时有人怀疑胡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胡适作文表示：“我是不跑的……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胡适先生到底怎样》）读胡适的文字无法不让我们心潮澎湃，无法不冲破重重偏见，从心底里发出：胡适的骨头是硬的，胡适的精神是自由独立的，胡适的思想是现代的！

　在中国提到胡适，就必然想到自由主义；而提到自由主义，也必然会想到胡适。什么是“自由主义”？我们需要那些自由？怎样才能得到自由？自由的保证是什么？也许你读了胡适先生的以下几篇文章会了解到自由主义的一些常识：《我们要我们的自由》《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自由主义》《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新闻独立与言论自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容忍与自由》。“自由”在近六十年的汉语中成了一个特别暧昧的词，人们往往将自由与散漫与“搞自由主义”（贬义）联系了起来，甚至有一段时期是谈自由而色变。但当你读到胡适的文章，你会知道中国自古就有为自由不惜牺牲生命的志士；你还能知道世界自由主义的发展状况；你会对胡适的这些思想产生共鸣：“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社会国家若不允许个人有自由独立的人格，“那这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你想了解得更多一点吗？可以找来胡适以下文章读一读：《自由主义在中国》《当代中国文化问题》之四即《当前文化的选择与认识》。

　季羡林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在适之先生的许多德行中，“最令我钦佩，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他毕生奖掖后进。‘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正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胡适提携江泽涵、罗尔纲、沈从文、

　吴健雄、吴晗、汪静之的事早被传为佳话。《追忆胡适》一书中有许多文章是适之学生的回忆。

　胡适反对学生罢课不被当时的学生理解。周作人以老朋友的身份写信规劝：“鄙意对于国家、社会、学生诸方面，我们现在可以不说或少管……朋旧凋丧，青年无理解，还不如专门讲学、论学。……我们平常以为青年在我们这边，这与青年学生以为农工商在他那一边，实在是一样错误。”胡适在回信中说：“我是一个‘好事者’，我相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听不听由他们，我终不忍不说。”读之令人长叹。找来《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2 集卷四看一看，我们也许能读出半个多世纪以前胡适那放不下的牵挂。

　胡适一生除了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做过驻美大使，以及后来在台湾当过“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之外，再也没有做过任何官，即使是“总统”“行政院院长”胡适也不为之所动。驻美期间他奔赴国难，揭露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暴行，争取欧美民主国家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在使美的 4 年中，他赴美各地演讲400 多次，他大部分的演讲收入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胡颂平编著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他“从未带过随员，自己提皮包”，之所以如此，他说“实系为国家节省外汇”。他还将政府特拨的两万美金宣传费全数退回，他认为他的演讲活动就是“最好的宣传”，而宣传正是他的职责，不需政府另外花钱。

　更为重要也是鲜为人知的是，胡适深知日本的强大与中国的贫弱，从七七抗战爆发以来，他就预测日美间在太平洋地区全面进入战争状态是中国喘息的时机，也是中国扭转战局的时刻（他的日记中有大量的记载）。他在驻美的数年中就是为这一目标而努力。1941 年 12 月 7 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历史的真实演进终于纳入了他的设计与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毕尔在其著作《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中的一段话可为佐证：“美日之战本可避免，而罗斯福不幸地上了那位颇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才惹起日军前来偷袭珍珠港。”这种说法当然不尽正确，但很可说明战后历史学家对胡适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的重要外交作用的评估。胡适对于抗战的功业，称其“垂百世而不灭”，恐怕也不算太过分。

　你知道“联合国”是谁最先提出来的吗？是胡适！胡适是“联合国”的设计师，我们可以从胡适有关“联合国”的演讲中，看出胡适那超出普通学者与外交家的世界眼光与胸襟。联合国从 1945 年成立至今的近半个世纪中，也正是遵循了胡适这个设计师最初的原始设计，相对有效地发挥着维持世界和平秩序、遏止武力侵略、共享全球资源的“联合警察”的组织功能。从最初的设计到后期的理想中的修正，我们都可看出胡适对“和平、平等、人权、自由”这些普世价值的不懈的追求。从胡适 1953 年的《联合国的理想与实际》(《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6 册 2268 页)也许你能更加理解胡适的隐忧。

　作为旧时代的最后一位送葬者与新时代的最初一位先知，胡适注定要被新旧两个时代的人误解与曲解。他是典型的灵魂孤独者。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五四那一代人在追求民主、自由、个性这一方面，的确凝聚了一种精神，构建了一种传统。他们的存在的确是与民主、自由、个性主义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他们的逝去似乎也给这一趋向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缺失。梁实秋在胡适逝去时，哀叹“但恨不见替人”，表达的就是这种心境。

　唐德刚教授评价胡适：“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的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鲁迅曾称胡适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郭沫若也称胡适为“当今孔子”和“圣人”，这些称呼在特定的时代里，虽然有讽刺的意味，但这些说法的确描述了胡适在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胡适的作品，对于今天的中学生来说是普遍陌生的。无论是现行的中学语文教材，还是其他人文学科的教材，提到胡适的地方是极少极少的。原因当然很简单，胡适的政治和学术追求，和我们主流的政治话语系统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和胡适保持一定的距离，是情理之中的事。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可能也是个复杂的现实问题，暂且不表吧。

　今天的中学生为什么要读胡适？这或许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我觉得读一点胡适，有助于我们完整地认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风貌，也有助于我们汲取多元的精神营养。我们的语文教材中，几乎每一册都有鲁迅的作品，从小说到散文到杂文，可以说，鲁迅的思维、爱憎、情趣等等，早已经以教材为载体深深地植入了几代人的知识和心理结构之中，成为我们终身受用的宝贵精神财富。但是，在中国的现代文化史上，胡适是一个与鲁迅同等重要的人物，在某些方面，他甚至比鲁迅的影响更大，也更持久。应该说，无论是早年的教育背景，还是对很多重要的社会文化政治等问题的判断，以及为人处世的准则，胡适都和鲁迅有极大的不同。这从胡适的写作风格完全可以看出来，比如，在胡适的作品中，你看不到对别人的冷嘲热讽，也看不到胡适用笔名躲在暗处写文章，而他对政治和统治当局的批评，其尖锐程度一点也不亚于鲁迅，这一点集中表现在１９２９年他在“人权论战”中对国民党的批评文章。这和胡适的为人是一致的，他一生坦坦荡荡，清清白白，主张以平实的态度，公开地说负责任的话，发表负责任的评论。对于今天的中学生来说，读一点胡适，能从他身上汲取另一种精神营养，并能了解到胡适时代里的很多历史细节，这对我们人格的完善和思想的成熟，都有很大的益处。

　不管胡适的政治选择如何，不管主流意识形态如何评价这个历史人物，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除了极少数别有用心者之外，没有人敢轻易否定胡适的人格风范，多少年来，胡适受到他的同辈人和学生们称颂的，首先是这一点。比如他常常借钱给相识的或不相识的人，但从不指望人家还回来，这并不是因为他钱多得花不完，他时常经济拮据，感叹“米粮库就要断米粮了”。胡适以北大的名义资助游学海外的林语堂，掏得却是自己的腰包，但他从未对人提起过，在他去世后，林语堂才在纪念文章中将此事公诸于世。１９４９年以后，胡适流亡海外，在纽约做寓公，经济相当拮据，生活只能自食其力；在他开销最为困难的时候，台湾当局曾专门批了六万美元的“宣传费”给胡适，但胡适却全数退回大使馆，这位中华民国的前驻美大使认为自己不应无功受禄，他说自己已经没有“宣传”的职责了。李敖在《播种者胡适》一文中说：“按说以他的英年盛名，风云际会，四十年来，高官驷马，何求而不可得？何至于在车声震耳的纽约寓楼，以望七之

　年，亲自买菜做饭煮茶叶蛋吃？试看今日中国，有他那种‘本钱’而肯这样，试看今日国中，能有几人？” 二十世纪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已经被正式写入了宪法，执政党也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样的政治发展目标，对于正走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来说，长远地说需要多少代人付出艰辛的努力，现实地说需要我们这代人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为现代法治社会打下一个良好的根基。一个现代法治社会，一定是一个“公民意识”发达的社会，正如胡适在参观了列宁生平之后所说的：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如果我们不能培养一代又一代“公民意识”完备的现代公民，如果不能培育全社会健康的公民文化，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永远不会到来。胡适的作品，可以说是很好的公民教材，比如他告诉我们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和政治、政府是什么关系，一个公民和国家、政府是什么关系，他还告诉我们争自己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告诉我们一个现代公民的爱国，不是盲目的爱国，而是有理性有选择地爱国，等等。这些思想，都是我们的教育知识结构中没有或不清晰的，多读一点胡适，可以补上这一课。其实，胡适一生的言行事功，都可以成为我们学做合格公民的好教材。蒋介石对胡适应该说“不薄”，但胡适的“ 回报”不是庸俗地感恩戴德，而是努力引导国民党成为一个为自由民主而奋斗的现代政党，其引导的方式，既有肯定赞扬，但更多的是尖锐辛辣的批评，有时甚至到了对抗的程度，最典型的是１９２９年胡适发起对国民党统治下人权状况的猛烈批评（可参看胡适写下的大量有关“人权论战”的文字），即使１９４９年以后，胡适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比如他晚年在台湾态度鲜明地反对蒋介石违反宪法连任“总统”，认为这是对民主制度的破坏，等等。如果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