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饰历史发展-资本主义霸权自我辩护

　 虚饰的历史发展

　资本主义霸权的自我辩护

　历史发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客观过程，是能够且必须从实际出发来进行判断的客观现象。要触碰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实际上并不困难，然而，关于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公共历史叙述和政治言说却并没有始终在客观性中得到呈现。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实现了普遍化的意识形态，在文化和舆论中延续了资本主义霸权的“占有—支配—再生产”逻辑。当“自由”、“民主”和“多元”等理念成为这种意识形态在公共言谈中所支配的“现实依据”，关于历史的客观评价就不可避免地被霸权的自我辩护所湮没。基于剥削的资本主义历史一旦进入金融霸权和政治霸权的旋涡之中，压迫和战争、贫困和过剩、浪费和枯竭等现实矛盾就被虚饰为“民主胜利”或“普世价值”范畴内的历史发展。

　一

　资本主义全球化：霸权的实质内容

　不论是马克思有关历史的理论，还是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本主义命运的研判，都指出“资本主义本身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1] 。当高度集中的资本逐渐汇聚成操纵政治和文化的控制力量，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和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吞噬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给人类带来的惨痛历史教训，以及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创造的截然相反的蓬勃向上的社会状况，第一次较为清晰地证明了马克思和列宁研判的正确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似乎又在埋葬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但是，随着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苏东剧变，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和国际分工体系的逐渐形成，曾经执掌着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帝国主义体系以“非暴力”的形式悄然再现。这个后殖民时代的世界体系通常被简述为全球化时代，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全球化，不论其动力还是其主导性力量仍然是资本，因此，精确地说应该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与此相反的则是马克思所主张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共产主义时代，这是扬弃了资本主义制度之后的未来的全球化形态。

　资本主义全球化首先是资本主义霸权对国际分工体系和经济结构的重塑。从 15 世纪意大利的手工工场到 20 世纪初底特律的汽车生产流水线，再到今天中国的外资工厂，劳动分工在资本主义历史中得到了普遍化的发展。这就是当各国人民被日益卷入世界市场网络时，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日益具有了国际的性质”。这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结果，也是国际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理人在全球范围寻求资本增值空间的必然结果。这一过程的确带来了实质的历

　史发展，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社会化的生产，瓦解了封建地权和自然经济对人和物质要素的束缚，使得人能够成为“自由的劳动力”而融入社会交往当中，并且极大地激发了资本积累和物质生产。因此，当资本积累至足以将其触角延伸至世界上任何一个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程度，世界性生产和分工也就在客观上成为人类新的交往形式。同时，在客观意义上，曾经被约束于人身依附关系的个体，也就通过世界性分工而被改造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2] 。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进程的确有符合客观规律的一面。因为如果脱离了这一阶段所创造的世界性物质基础和历史条件，那么“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 。

　然而，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实现的技术交流、财富创造和就业增加等积极方面，并不能成为资本霸权历史合理性的充足理由，更不能成为概括资本主义全球化所造成的历史影响的唯一“关键词”。几个世纪积累的资本霸权（如美国、西欧和日本的财团），以及通过先进技术和产权垄断而快速崛起的资本霸权（如信息产业领域的垄断集团），在资本主义“胜利”和“历史终结”的叙事当中之所以仍然被频繁地描述为支撑“历史发展”的核心力量，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历史视角从来都没有超越亚当·斯密以来片面的“经济—道德”二元论。如果只看到了“劳动生产力的最大进步……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3] ，则分工和发展就必然会被理解为资本霸权对世界人民的“施舍”和“救济”。因为表面上看来，在近几次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浪潮中，谁掌握了资本输出的权力谁就掌握了国际分工的主导权。实际上，以金融资本为主要形式的现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顺利经受一次又一次金融危机的考验，乃至通过危机而实现更高程度的资本垄断和国际霸权，其内在原因也在于此。

　资本在全球的扩散，一方面使得各国劳动者被快速地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又使资本在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中灵活地操控了资本输入国的货币乃至财政。相比于 19 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霸权除了继续剥削着各国廉价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外，还获得了将危机和债务转嫁给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能力。正如克里斯托弗·舍雷尔回顾过往的经济危机，如 1982年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0 年的安然丑闻时所指出的，这些危机实际上增强了金融资本的力量，而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两年，金融资本惊人地回归了曾经的利润率，乃至更高的资本集中率。[4] 在资本高度集中的现代资本主义，曾经出于体力和智力区别的“偶然的分工”，在社会经济资源分配高度不平等的情况下被“渐渐地固定为系统的分工”[5] 。因此，现阶段的全球化实现了国际资本主义霸权对全球生态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再分配，同时也实现了通过金融产品延续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支配—被支配”的国际格局。曾经的政治经济学家“可以花言巧语地把……从属关系描绘成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由契

　约关系”[6] ，今天的经济学家甚至将资本输出过程中的压迫和剥削描绘成历史的唯一合理性。

　二

　新自由主义浪潮：一次霸权的自我解救

　20 世纪末，苏联的黯然解体和冷战的落幕，使得资本霸权赢得了 20 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胜利，这次胜利被资产阶级学者称为“自由制度”的胜利。因此，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代表，资本迎来了二战之后私有化的最高潮，原本掌握在国家和劳动者手中的仅有的一些资本在短时间内被转移至金融巨鳄手中。这个以新自由主义为名的私有化浪潮冲击了被纳入世界分工体系的每一个国家，不仅将无产阶级化延伸至各国的小资产者和中产阶级，更将垄断资本的霸权逻辑在各国复制。布迪厄之所以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把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最经典的保守主义思想假设，罩上经济理性的外衣”[7]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新自由主义以抽象的自由市场掩盖了资产阶级霸权从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关系中汲取财富和操纵政治的现实。

　新自由主义成为资产阶级的隐秘自救，更成为对阶级矛盾和阶级压迫这一事实的扭曲。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发动新自由主义的“保守革命”，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可能产生的风险都分散给了国家、劳动者和市场，其主要手段有三个方面。第一，“商品生产”被“生产市场”所替代。如果说早期资产阶级在商品生产中“不懂得要把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8] ，那么在全球消费模式日益趋同的今天，人类各种潜在的或美好或丑陋的欲望都被作为“富矿”而被竭力发掘，这些非自然的、幻想的欲望是现代资本主义所制造出来的“需要的精致化”和“富人讲究的需要”。第二，除了榨取剩余价值，资产阶级通过将基本物质资料的金融化又掌控了劳动者所拥有的微薄生活资料。在过去几十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资本在积累过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如在“金融—市场”驱动模型中，宏观经济需求被不断增长的、基于资产价格暴涨的私人资本债务所填充，而国民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和养老存款几乎都被捆绑于金融市场。因此，金融资本霸权的横行同时也意味着政府监管的退却。[9] 最后，高度垄断的金融资本霸权通过西方代议制民主框架内的代理人扶植和选举投资，制约了对公共权力的监管。新自由主义不仅仇视社会主义，同时也拒斥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当华尔街高官获得了影响本国乃至外国政府决策的权力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为个体的金融巨鳄能够制造毁灭多个国家金融系统的能力。

　长期以来，垄断资产阶级都在谋求更大的对社会的控制力，除了垄断能够影响社会整体的关键产业，如能源工业、农业和军事工业等，金融产品还是影响货币和资本流动的更为直接的渠道。因此，过去几十年中金融资本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以美国为例，根据葛雷

　塔·克里普纳对美国的各个产业在 GDP 中的份额变化，以及与经济架构的分类和汇率变化联系的研究，金融业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的增长是颇为明显的，从 1950 年的 12%增长至 2003 年的 24%。这一过程产生的结果就是集中于极少数个体手中的资本霸权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在同一时期，劳动者拥有的资本率只从 5%增长至 7.5%，而在金融资本中由私人资本所赚取的利润则从 11%增长至 45%。[10]

　因此，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对应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在过去几个世纪都未曾出现的极端不平等。新自由主义者所承诺的自由暗指货币的流动性，它保证了财富的开放性和人的平等，并且以共时态的多元性替代了历时态的进步维度。但是在全球化体系中，拥有资本霸权的发达国家作为资本输出国，其累世叠加和增值的财富使得其国民生活水平普遍远高于作为资本输入国的发展中国家。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战争的确引发了发达国家社会的同情和关注，但是这至多只是“一些模糊的人道主义兴趣”[11] 。尽管就抽象意义上的社会财富而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但是在发达国家社会内部，资本所有权垄断所导致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同样也是惊人的，根据皮凯蒂对主要发达国家的数据研究，在 2010 年劳动分配中收入最高的 10%的人一般拿到总劳动收入的 25%～30%，而资本收入分配中 10%的人总是占有所有财富的 50%，甚至 90%之多[12] 。因此，不平等和压迫的历史现实证明了奈格里对于现代货币——这个新自由主义用以定义自由的中介物的判断，即“如果货币是一个等价物，如果它有等价物的形式，它首要是社会不平等的等价物！……货币隐藏了一个内容，即它是最不平等的、剥削的东西！”[13] 。

　新自由主义迫使劳动者在不稳定的生活和就业中忘却历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并且用虚无的消费文化和商品拜物教使得历史进步成为市场喧嚣中的泡影。马克思却始终以改变世界的愿景驱动着人们去展望真正的、积极的自由。这个积极自由的概念所蕴含的宽广、丰富的意义也是这个愿景的起点。因此，这不仅要求最大限度地否定自由（即现代资本主义所承诺的自由）的实现，而且将雇佣劳动之内与之外的所有情况下的个体活动纳入自我抉择当中。可以说，马克思瞄准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盲点，即由阶级地位决定的产业工人所必须承受的非自由，以及产业工人弱不禁风的、毫无抵抗力的“自我所有权”。[14]

　三

　文化工业的垄断：霸权的神圣化

　资本主义及其霸权在今天之所以能够在消费行为、流行文化和政治舆论中被鲜明地奉为神圣的“绝对性”，主要在于其能够通过作为形式的祭祀（如选举和论战）获得实质的神圣权力（“合法”且合乎“众意”的公共权力）。这个过程得以实现的前提，是资本逻辑（等价交换、个人至上等市民社会基本教条）绝对控制了个体生活，并且通过商品拜物教和生存的物

　化，创造了齐泽克所指认的“集体拜物式的否认”（Collective Fetishistic Disavowal）[15] 。其中一个最为持久和显在的例子就是对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以及维持这个格局的资本主义霸权的默认，即将现阶段的不平等和压迫视为历史合理性的前提，将资本主义阶段理解为先验必然的社会结构。这种“非症候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今天创造出即使冷战时期都无法达到的普遍性（或者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普世性）的现象背后，是为意识形态做坚强背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力量。

　在根本意义上，不论阶级压迫以何种非正义的形式表现出来，资本霸权都在市场规则和资本逻辑的框架内获得了合法和正义的历史定义。20 世纪上半叶的特质在于反复冲击旧体系及其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各国人民进行长期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时，资本霸权——不论是特定社会内的阶级霸权还是全球范围内的帝国主义霸权，在社会化的、组织化的批判之下很难公开对民众进行普遍的欺骗。但是，从布拉格之春到五月风暴，再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与21 世纪，曾经能够在人民文化和政治生活中自觉对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左翼潮流逐渐退却，取而代之的是消费文化（或商品拜物教）和资本逻辑。与此同时，曾经仰仗暴力的军事帝国主义及其内部的垄断资产阶级，一方面继续增强其暴力机关，另一方面通过对金融资本、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垄断，在市场规则和新自由主义的叙事中将其历史源头和历史意义逐渐合法化。甚至是二战之后掀起无数战事和流血冲突的美国，也能够在这种历史叙事中被描述为“美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即通过美国的单极统治力维持的普遍和平与稳定，而其霸权（Hegemony）对于资源的攫取和稳定的破坏却被片面地省略。同样，垄断资产阶级通过现代传媒，无限放大其所谓的慈善行为和对 NGO 的赞助，使得其以人道主义姿态在公共舆论中掩盖其阶级压迫的事实。

　因此，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既成为资本霸权的阶级需要，也成为帝国主义维持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国际格局的现实需要。在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全...